2011年3月10日，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同志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庄重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强调要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行政法律体系建设也取得了巨大成就，形成了行政法律制度的基本框架，总体解决了有法可依的问题。但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问题显得更为突出和紧迫，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普遍关注和反应强烈的问题。本文着重分析我国目前行政法律实施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并相应提出对策和建议，以期对进一步完善我国行政法律体系有所裨益。

　　一、我国行政法律体系建设所取得的成就

　　法律体系是指一国的全部现行法律规范，按照一定的标准和原则，划分为不同的法律部门而形成的内部和谐一致，有机联系的整体。当代中国的法律体系由宪法及宪法相关法、民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及非诉程序法共七个法律部分所构成。改革开放以来，行政法律制度从无到有，逐步健全，适应了快速发展的社会经济进步和政府法治建设需要，已经成为我国新兴的耀眼的朝气蓬勃的部门法律。

　　《国务院组织法》、《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和《公务员法》等法律出台，表明我国行政组织和人员法律制度框架的确立；《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国家赔偿法》、《行政监察法》、《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相继出台，标志着我国行政监督与救济法律制度框架的建立；《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立法法》、《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行政强制法》等规范行政机关共同行政行为的综合性法律法规以及大量规范行政机关某一管理领域行政行为的专门性法律法规也相继颁布实施；《治安管理处罚法》、《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及配套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也相继出台。这种以法律为纲，法规、规章项配套的行政法律体系，表明我国行政法律体制度框架已基本形成，做到了行政管理有法可依。

　　二、我国行政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在我国，大部分的法律都是由行政机关执行，其中多数行政管理行为直接涉及相对人的权利义务。只有行政机关等享有行政职权的机关全面正确地履行法律规定的各项职能，才能实现我国法治政府的建设目标。近年来，依法行政工作被高度重视，依法行政建设取得了重要进展。但法律实施难是中国法治建设长期面临的难题，行政领域内存在的问题也比较突出。解决这些突出问题，需要更进一步强化行政法律实施的效果。目前，行政法律实施主要有以下问题。

　　（一）法律规定本身需要进一步完善

　　如《行政许可法》第13条，先前草案中所规定的“不得设定行政许可”的禁止性文句，被“可以不设行政许可”的的授权性语句所取代。虽然立法旨在通过该条文收缩行政许可权，但是“可以”一词则同时意味着也可以设定行政许可。设与不设行政许可，成为了行政许可机关自由裁量的事项，这样的条文本身使该条文的规范机制丧失殆尽。还有《行政诉讼法》关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规定，虽然经过最高院若干司法解释的扩充，受案范围有所扩大，但就总体规定而言，受案范围仍然太窄，特别是关于抽象行政行为被排除在行政受案范围之外等弊端，无法满足当下社会相对人日益高涨诉权的要求。

　　（二）法律的操作性不强

　　受“立法宜粗不宜细”的主导思想影响，我国许多法律规定过于原则抽象，缺乏可操作性。有些立法调研、论证、利益协调等准备不足，导致实施中难以到位或操作困难。以法律责任为例，责任是充分保障权利的基础，违法不究必然导致有法不依。《行政处罚法》第55-59条规定了给予行政处分的责任形式，但没有规定给予何种形式的行政处分，如何给予行政处分，既体现不出法律的明确性，也导致了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过大。这样的立法模式在我国行政法律规定中占很大比例，导致法律的操作性不强，从而进一步影响了法律的实施效果。

　　（三）配套法律法规不健全

　　行政法律的实施需要配套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部门规章、地方规章的完善，如果配套法规不健全，法律较为原则的规定难以实施。《行政许可法》、《行政处罚法》等法律，大都是只作出规范性、原则性的要求，不可能对每一个内容都作出详尽操作性的规定。由于配套法律制度不健全，导致实施过程中存在各种问题。例如，2010年《国家赔偿法》修订中在35条确立了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国家赔偿费用管理条例》、《人民检察院国家赔偿工作规定》虽对国家赔偿制度作了进一步的规定，但在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计算标准、计算方法、追偿制度等方面未作规定，配套法律的缺失致使国家精神损害赔偿案件在适用中面临诸多困境，导致精神损害国家赔偿实施的无序和艰难。

　　（四）行政公职人员法律观念与意识淡薄

　　法律思维是指人们对于法律的认识态度，从法律的立场出发思考和认识社会的方式，运用法律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是受法律意识和法律技术影响的一种认识社会现象的思维方法。造成法律实施不尽如人意的原因较多，其中公职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宪法意识和法治观念淡薄、长官意志浓厚、官本位风气盛行是一个深层次的原因。部分公职人员有的习惯人治，认为法治无用；有的认为法律只是一种工具，是否运用法律取决于是否有必要和有利；有的将法律主要用于对人而不是对己，主要用于治老百姓而不是治权治官。

　　（五）行政相对人的法律意识较为薄弱

　　随着行政法治进程的不断推进，相对人的法律意识有了很大提高，群众监督行政执法，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赔偿案件数量也逐年上升。但整体来看，行政相对人通过法律救济权益的意识还相对薄弱，在合法利益受到不法行为侵害后，由于法律知识欠缺、迷信信访制度、害怕遭到行政机关报复等原因，不知道、不愿意、不敢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赔偿等方式救济自己的合法权益，进而影响了行政救济法律的实施。

　　三、完善我国行政法律实施的对策

　　我国处于社会转型矛盾凸显期，社会管理创新和社会矛盾化解成为我国当前面临的重要任务，行政法律的责任更重，法律实施的任务还相对艰巨。

　　（一）继续完善行政立法，提高立法质量、完善配套法律制度

　　社会主义行政法律体系的形成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产物。行政立法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建立起了行政法律体系的基本框架，但是《行政征收法》、《行政补偿法》、《行政程序法》等法律还尚未出台。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法律体系难度更大，任务更艰巨，我国的行政立法工作应当从数量型立法向质量型立法转变。我们要进一步提高立法的质量，注重科学立法与民主立法，注重法制的统一。进一步完善立法听证制度和专家论证制度，扩大民众参与范围和深度，科学界定立法理念，深入研究影响行政立法实施的机制性障碍，深化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规范完善规范性文件的软法效应，使行政立法能够在现实中真正发挥法治功能。配套法律制度的完善也是提高法律实施的具体依据。我们应该进一步完善行政处罚法和许可法的监督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完善信息公开配套法律制度，完善国家赔偿法的精神损害赔偿等法律配套制度，使法律的规定得到详尽的落实；规范行政自由裁量权，防止权力滥用和腐败现象的产生，提高行政法律实施的效果。

　　（二）提高行政执法能力建设，不断提高队伍素质

　　徒法不足以自行，行政法律能否真正实现其价值，取决于公众认知度和社会环境，更取决于执法人员的法律适用的效果。法律适用的过程，就是执法人员运用法律知识和业务知识，通过思维活动与理性判断，把法律规定正确适用于执法活动的过程。因此，合格的执法人员是保障法律正确实施的前提，高素质的工作人员是增强行政法律实施的关键。我们要高度重视培养执法人员坚定的理想信念；加强执法队伍科学化和规范化管理，探索完善行政执法人员管理制度；加强领导干部学法用法的实效，加强干部能力建设；加强执法人员培训，提高执法能力和水平；推进工作作风和廉政建设，建立健全反腐倡廉长效机制，不断提高执法队伍的公信力；加强文化建设，营造健康向上、特色鲜明的行政执法文化氛围；提高执法人员的职业神圣感；重视基层执法队伍建设和基层能力建设。

　　（三）培育群众法律意识和素养，形成学法守法用法的社会氛围

　　行政机关通过公正、高效、廉洁的工作机制，及时、有效地实施行政管理，人民群众的配合也必不可少。我们应该充分发挥法治宣传和教育职能，培育群众的法律意识和法治素养，培养全体公民自觉守法的行为意识，形成自觉学法守法用法的社会氛围；教育广大群众依法表达诉求，学会运用法律手段解决矛盾纠纷，监督行政执法，不迷信人治，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四）强化责任追究，完善监督机制

　　非法集资由于涉及人数众多、牵涉面广，极易引起群体性事件，社会危害极大。司法机关在办理此类案件过程中，对于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认定存疑，特别是对于民间借贷演化成非法集资的出罪和入罪标准问题颇有争议。

　　日前，南京大学法学院与安徽省郎溪县检察院共同举办了“非法集资”理论与实务研讨会，对于如何认定非法集资与民间借贷的区别、出借人权利保护等问题进行了研讨，并提出了解决对策。

　　认定非法集资需谨慎分析

　　非法集资只是一个法律术语，不是刑法的一个罪名，我国刑法规定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罪，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罪，组织领导传销罪，非法经营罪，集资诈骗罪等7个非法集资类的罪名。其中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罪是基础性罪名，集资诈骗罪是加重罪名，另外5个罪名对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来说是特殊规定。

　　民间借贷，又称民间融资，是相对于正规金融(官方借贷、银行借贷)而言的一种直接融资形式。它是自然人之间、自然人和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之间、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之间发生的货币或者实物的借贷关系。

　　由于民间借贷在一定条件下可能会演变成非法集资，换句话说，非法集资刑事犯罪中许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也属于民间借贷，只不过是非法的民间借贷并达到了触犯刑律的程度，以至于司法实践中对于如何界定非法集资和民间借贷分歧意见较大。

　　与会专家提出，近年来对于非法集资的认定过宽，甚至有扩大化的趋势，有的对“民间借贷”形式吸收社会资金一律不定罪;有的对“民间借贷”形式吸收社会资金行为机械地按照最高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解释》)规定的定罪数额标准一律定罪。这无疑让中小企业在融资方面面临比较大的法律风险。

　　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张淼认为，虽然罪刑法定原则要求我们严格按照刑法规范来认定犯罪并进行惩罚，而且也要求这种惩罚应当具有及时性和适当性，但在社会快速发展的今天，我们所面临的金融发展形势也相对复杂，对于那些理论和实践上都存在巨大争议的情形，则需要谨慎分析和辨别，不宜教条地适用刑法一并按照犯罪来处理。

　　非法集资需具有公开性、社会性

　　民间借贷在经济社会中大量存在，那么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有什么区别?与会专家对此进行了探讨。

　　以基础性罪名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为例，郎溪县公安局经侦大队侦查员周家平认为，正常的民间借贷属于民事法律行为，只要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就应受国家法律的保护。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尽管也表现为民间借贷的特征，但因为其借贷的范围具有不特定的公众性，而且扰乱国家金融秩序，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这是二者的根本区别。

　　郎溪县检察院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公诉科科长魏国勇认为，按照《解释》第1条的规定，非法性、公开性、利诱性、社会性是非法集资的四个基本特征，而民间借贷是否转化为非法集资，最根本的要看是否具有了公开性和社会性。魏国勇还提醒说，在认定过程中，特别要注意审查资金是否用于生产经营，还要把能否归还作为是否定罪的重要依据。

　　郎溪县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科科长王玲、检察官唐峻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与民间借贷两种行为作了对比分析。

　　首先，两种行为的目的不同，民间借贷行为的指向性比较明确，往往是用于筹集生产经营等特定的急需资金，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人对于资金使用方向并不明确。其次，两种行为对象不同，民间借贷的对象有特定的范围，如本单位、本企业以及亲朋好友等等，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针对的是社会“不特定”的对象。再次，两者的利率合法性不同，民间借贷一旦发生纠纷，贷款利率在同期银行利率四倍以内的受法律保护，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许以的高额回报不受法律保护。

　　非法集资中的借贷合同效力

　　非法集资所涉及的民事借贷合同的法律效力如何，换言之，此时出借人的权利能否得到法律的保护?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取决于现行合同法的规定以及对于非法集资的整体司法立场。

　　南京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办公室主任刘勇提出，非法集资所涉及的借贷合同发生时间不一，当事人主观状况各异，应当个别地认定具体合同的效力，很难一概而论。若贷款人并不知晓借款人广泛的借款行为，对于非法集资行为存在善意，则应当倾向于认定合同的效力，以保护善意的贷款人。若贷款人对集资行为属明知，司法机关应倾向于将借贷合同认定为无效。

　　张淼倾向于认定非法集资中的借贷合同有效。他认为，从某种意义来说，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的前提是存在着行为人与多个主体之间的存款合同，亦即债权债务关系的存在。刑法正是将“一定数量的”合法借贷关系确定为犯罪。所以，当刑法与民法在诸多方面出现不协调之处时，应当恪守先刑后民的司法原则予以认定和处理，亦即将刑事诉讼对事实的认定作为解决纠纷的前提基础。

　　郎溪县检察院副检察长任志成从非法集资所涉及的具体罪名入手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如果被告人(债务人)已经在刑事案件中被法院判处犯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则在民间借贷纠纷审理中，民间借贷合同只要不存在其他导致无效的情形，可以认定为有效。如果被告人(债务人)被判处犯有集资诈骗罪，那么行为人与各被害人(债权人)签订的借款合同便必然具有欺诈的内容，此时的合同很有可能属于可撤销、效力待定，甚至是无效合同。为保护被害人(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在刑事判决未涉及追赃或者虽然涉及追赃但被害人未获得全部退赃的情况下，对被害人(债权人)以民间借贷合同纠纷提起的民事诉讼，法院可以受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