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人民政府


甘肃省道路交通管理条例实施办法

　（1989年6月7日　甘政发［1989〕83号文发布1997年10月22日省政府令第27号修正）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道路交通管理，维护交通秩序，保障交通安全与畅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结合我省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在我省道路上通行的车辆、行人、乘车人以及在道路上进行与交通有关活动的人员，都应遵守《条例》和本办法，听从交通民警的指挥和管理。


　　第三条　各级政府要加强对交通安全工作的领导，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学校、军队等单位应经常进行各种形式的宣传教育，积极维护交通秩序。


　　第四条　遇到《条例》和本办法没有规定的情况时，车辆、行人必须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通行。


　　第五条　本办法由各级公安机关负责实施。

第二章　车辆





　　第六条　车辆号牌应按下列规定安装：
　　（一）机动车号牌：应按制造厂家设计的号牌位置安装，无设计位置的应在车辆的前保险杠右侧和大梁后左侧尾灯下安装；
　　（二）临时号牌：应粘贴在挡风玻璃的右上方；
　　（三）试车号牌：应悬挂在汽车前后的明显位置；
　　（四）教练车号牌：应按上述（一）项机动车号牌安装的规定安装；
　　（五）客货三轮车号牌：应按制造厂家设计的位置或车辆前后的明显位置安装；
　　（六）残疾人专用车号牌：应安装在车后中间的明显位置；
　　（七）自行车号牌：应安装在车前生产厂家商标处；
　　（八）畜力车号牌：应安装在左车辕的外侧；
　　（九）人力车号牌；应安装在左车把的外侧。


　　第七条　我省所辖大型客车、货运汽车、挂车、后三轮摩托车，应按有关规定要求，喷印本车车号和本单位名称或代号。


　　第八条　小型出租汽车不准挂窗帘，车顶须按规定安装“出租”字样的明显标志。


　　第九条　载重八吨以上的货运汽车、机动车挂车，应按规定在车身两侧前后轴之间安装防护网。


　　第十条　机动车在道路上试车时，应遵守下列规定：
　　（一）按规定悬挂试车号牌；
　　（二）按规定的时间、路线试车；
　　（三）不准搭乘与试车无关的人员；
　　（四）不得妨碍其他车辆正常行驶。


　　第十一条　拖挂车辆应遵守下列规定：
　　（一）客车不准拖带挂车；
　　（二）机动车拖带施工机械时连接装置必须牢固；
　　（三）非机动车不准拖带车辆或被其他车辆拖带。


　　第十二条　拖拉机不准改轮、调速。


　　第十三条　残疾人专用车，只准残疾人使用，使用时不准带人。


　　第十四条　牵引车辆应遵守下列规定：
　　（一）牵引车辆必须顺方向牵引；
　　（二）在山区道路上牵引时，须用硬连接牵引装置；
　　（三）载运危险物品时，不准牵引其他车辆或被其他车辆牵引。


　　第十五条　大型客车、教练车、装载易燃易爆物品的货运汽车，应随车配备灭火设备。


　　第十六条　自行车、三轮车和残疾人专用车，必须持有公安交通管理机关核发的号牌、行驶证方准行驶，并不得自行安装机械动力装置。

第三章　车辆驾驶员





　　第十七条　载运危险物品的驾驶员，担任教练车的教练员，驾驶试车的试车员，需有三年以上的安全驾驶经历。


　　第十八条　持大型货运汽车实习驾驶证的驾驶员，不准驾驶小型客车和八吨以上载重汽车，不准拖带或牵引其他车辆。


　　第十九条　机动车驾驶员服用镇静、兴奋、麻醉药物后，不准驾驶车辆。不准赤足、赤背驾驶车辆。

第四章　车辆装载





　　第二十条　非机动车载物，在城镇和交通流量大的道路上，必须遵守《条例》第三十一条规定，在其它道路上应遵守下列规定：
　　（一）自行车载物，高度从地面起不准超过一点五米，宽度左右各不准超过车把二十厘米，长度前端不准超出车轮，后端不准超出车身三十厘米；
　　（二）人力车、三轮车载物，高度从地面起不准超过二米，宽度左右不准超出车身十五厘米，长度前后共不准超出车身一米；
　　（三）畜力车载物，高度从地面起不准超过二点五米，宽度左右各不准超出车身十五厘米，长度前端不准超出车辕，后端不准超出车身一米。


　　第二十一条　货运汽车载人应遵守下列规定：
　　（一）载客人数在六人以上，车辆和驾驶员须经公安交通管理机关检验审核，并核发“货运汽车临时载客通行证”后，凭证行驶；
　　（二）汽车车厢必须牢固，栏板高度不得低于一米，在车厢中间应设有安全链；
　　（三）应配备防滑链条、篷杆、篷布和扶梯；
　　（四）大型货运汽车在城市区域内或单程在四十公里以内的其它道路上进行短途运输时，可按《条例》规定附载押运或装卸人员。


　　第二十二条　大型客车车顶载物，不得超过规定标准。


　　第二十三条　载运原木、钢材、片石、预制构件等易于移动的物件时，车上严禁附乘人员。


　　第二十四条　货运三轮车不准从事客运，载物时只准附乘押运员一人。


　　第二十五条　客运三轮车载客时，应按车辆管理机关核定的人数乘座，附乘儿童以一人为限。


　　第二十六条　二轮摩托车驾驶员座前不准载人，座后载人不准侧坐。


　　第二十七条　非机动车不准两车共载一物。

第五章　车辆行驶





　　第二十八条　同方向划有二条以上机动车道的，按道路中心线（中心分隔带）向右依次排列，分别为小型机动车道、大型机动车道、低速机动车道、公共汽车、电车和铰接式客车道等。各种车辆应按下列规定分道行驶：
　　（一）小型机动车道，供小型客车行驶；
　　（二）大型机动车道，供小型客车以外的其他机动车行驶；
　　（三）低速机动车道，供规定时速三十公里以下的机动车和其他机动车低速行驶；
　　（四）公共汽车、电车、铰接式客车道，供公共汽车、电车和铰接式客车行驶。
　　凡只有三条机动车道的路段，本条（四）项所列车辆，应在低速机动车道或按交通标志、路面文字标记标明的车道行驶。


　　第二十九条　各种机动车辆在同方向划有两条以上机动车道的路段上行驶时，应各行其道，若遇有本车道交通不畅时，在不妨碍其他车辆正常行驶的情况下，准许借用相邻一条车道行驶（转弯、停车时变换车道除外）。


　　第三十条　各种车辆通过交叉路口时应遵守下列规定：
　　（一）在有交通信号或交通标志控制的交叉路口，机动车时速不准超过三十公里，在没有交通信号或交通标志控制的交叉路口，机动车时速不准超过二十公里；
　　（二）在有交通信号或交通标志控制的交叉路口，遇有停止信号时，应依次停在停止线以外，没有停止线的，应停在距路口五米以外。非机动车转弯时，不准从路口外边绕行，直行时不准用右转弯的方法绕行；
　　（三）向左转弯时，机动车应紧靠路口中心点小转弯，非机动车应大转弯；
　　（四）在没有交通信号或交通标志控制的交叉路口，进路口的车辆应让已在路口内的车辆先行。


　　第三十一条　机动车在同方向划有三条以上机动车道的路段上不准调头，在其它允许调头的地点调头时，应开左转向灯，但不得妨碍其它车辆的正常行驶。


　　第三十二条　机动车出入巷道口或大门口时，应注意行人，时速不得超过十公里。


　　第三十三条　各种机动车辆在转弯、超车、变更车道后应及时关闭转向灯。


　　第三十四条　各种机动车辆在城镇和人口稠密的路段行驶时，从二十二时至次日五时不准鸣喇叭。


　　第三十五条　洒水车、道路维修车按《条例》规定进行作业，清扫车应按公安交通管理机关批准的时间在确保交通安全畅通的情况下，不受行驶路线、行驶方向的限制。


　　第三十六条　自行车、三轮车驾驶人应遵守下列规定：
　　（一）在城镇街道骑自行车时不准带人。带学龄前儿童时只限一人，自行车须安装座板；
　　（二）不准在人行道上骑车；
　　（三）不准在道路上学习骑车；
　　（四）骑自行车必须坐在车座上骑行；
　　（五）车辆应按指定地点停放。

第六章　行人和乘车人





　　第三十七条　任何人不准在道路上玩耍、打闹、滑冰或做其他有碍交通安全的活动。


　　第三十八条　精神病患者和呆傻人员在道路上行走时，须由监护人监护。


　　第三十九条　机动车在行驶时，乘车人不准向车外抛物，不得与驾驶员攀谈、嬉闹、不得有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


　　第四十条　乘坐货运汽车，应从车厢右侧或后侧上、下，下车后横过道路时，应注意过往车辆，在确认安全后，方可通过。

第七章　道路





　　第四十一条　道路养护用料，应堆放在备料台上，没有备料台的，堆放在路旁或路肩上，不准在道路两侧同时堆放，不准在桥头、窄路、急弯等处堆放。


　　第四十二条　道路出现塌方、凹陷、凸起、水毁等情况时，道路养护部门应采取安全措施，设置警告标志，并及时修复。


　　第四十三条　新建、改建道路建成后，应按有关规定，设置交通标志，未按国家有关规定设置交通标志的不得使用。


　　第四十四条　在道路两侧砍伐树木、维修电杆、电缆或进行其它作业时，必须采取安全防范措施，不得危及道路安全设施和影响车辆、行人的正常通行。


　　第四十五条　在距道路二百米范围内，进行爆破作业时，须经公安机关批准后，按爆破安全操作规程进行。


　　第四十六条　在道路上组织大型文娱、体育活动时，应事先取得公安机关的同意，按指定的路线、时间进行。


　　第四十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准占用道路作临时停车场，确需占用时，须经公安交通管理机关批准。

第八章　处罚





　　第四十八条　对违反道路交通管理的行为，除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的规定处罚外，按本办法规定处罚。


　　第四十九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二百元以下罚款或警告：
　　（一）在道路两侧砍伐树木、维修电杆、电缆或进行其他作业未采取安全防范措施影响车辆正常通行的；
　　（二）驾驶无牌证车辆的；
　　（三）未经批准私自设立检查站的；


　　第五十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除按公路管理的有关规定处罚外，还要处五十元以下罚款或警告：
　　（一）不按规定在道路上组织大型文娱、体育活动的；
　　（二）不按规定在道路上设置停车场、存车处的；
　　（三）拖拉机改轮、调速的；
　　（四）在道路上引水或将冰雪撒在车行道上的。


　　第五十一条　机动车驾驶员服用镇静、兴奋、麻醉药物后驾驶车辆的，处五十元以下罚款或警告，可单处吊扣三个月以下驾驶证。


　　第五十二条　机动车驾驶员不按规定试车的，处三十元以下罚款或警告，可单处吊扣二个月以下驾驶证。


　　第五十三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二十元以下罚款或警告，可单处吊扣一个月驾驶证：
　　（一）违反货运汽车载人规定的；
　　（二）实习驾驶员违犯规定驾车的。


　　第五十四条　大型客车、教练车装载易燃易爆物品的货运汽车，不按规定配备灭火设备的，处二十元以下罚款或警告。


　　第五十五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五元以下罚款或警告：
　　（一）机动车行驶中不及时关闭转向灯的；
　　（二）驶驶二轮摩托车，违反载人规定的；
　　（三）赤足、赤背驾驶车辆的；
　　（四）驾驶车辆未按规定喷印单位名称或车辆牌号的。


　　第五十六条　对违反交通管理规定的人，处警告或五十元以下罚款，可由公安人员当场处罚。


　　第五十七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可暂扣车辆进行处理：
　　（一）饮酒或服用镇静、兴奋、麻醉药物后驾驶车辆的；
　　（二）驾驶无牌证车辆的；
　　（三）无驾驶证驾驶车辆的；
　　（四）学习驾驶员单独驾车的；
　　（五）其他危及安全、不应继续行驶的。

第九章　附则




　　第五十八条　凡涉及道路交通安全方面的问题，公安、交通、农机部门应密切配合。具体职责范围，按省政府《批转省安委会关于进一步明确全省交通安全管理部门分工职责问题的报告的通知》（甘政发［1988］151号）执行。


　　第五十九条　本办法由省公安厅负责解释。


　　第六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侦查构造基本问题探究*

郑铭勋**
（中国政法大学，北京，100088）


内容提要：本文对侦查构造的基本含义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对侦查构造的两种基本类型即审问式侦查构造与对抗式侦查构造进行了比较研究。同时，对我国侦查构造的特点和缺陷进行了反思，进而提出了重塑我国侦查构造的构想。
关键词：诉讼构造 侦查构造 重塑构想

刑事侦查是刑事诉讼程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一定的诉讼特性，这无论是在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国家都已成为一种共识。 长期以来我国法学界对侦查程序的研究大多停留在从技术层面来分析侦查制度，缺乏整体构造上的分析，以致于陷入到一些非常具体的程序环节问题上，而忽略了一些更具根本性的理论问题。本文借用诉讼构造论的原理将侦查置于整个刑事程序之中，对侦查程序中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加以系统考察，试图通过对侦查构造基本理论的探讨，切实体现侦查的诉讼特性，以推进我国侦查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一、侦查构造的基本含义
侦查构造在国内还算是一个较为新鲜的用语，以往的研究中我国学者大多称之为侦查模式、侦查结构。 并且大多是在涉及侦查程序时顺便提及，却鲜有对其直接定义的。然而对任何事物的研究，首先应当从对其定义的认识开始。因此我们有必要将侦查程序置于整个刑事程序中，通过对刑事诉讼构造理论和侦查程序特性的深入分析，准确界定侦查构造的含义。
刑事诉讼构造理论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法学界学者通过借鉴日本刑事诉讼构造理论和美国刑事诉讼模式理论而提出的以刑事诉讼中不同诉讼职能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为研究对象的基础理论。李心鉴博士认为，所谓刑事诉讼构造是指由一定的诉讼目的所决定的，并由主要诉讼程序和证据规则中的诉讼基本方式所体现的控诉、辩护和裁判三方的法律地位和相互关系。[1](P7)这一论述揭示了刑事诉讼构造的主体、内容、制约因素和表现方式。宋英辉教授认为，所谓刑事诉讼构造，是指刑事诉讼各构成要素即控诉、辩护、裁判诸项基本职能的划分及其相互关系的格局，是实现刑事诉讼目的的手段。[2](P152)另外，他还提出了“刑事诉讼构造对于提出和实现刑事诉讼目的的制约作用”的观点。显然，宋英辉教授在基本肯定李心鉴博士刑事诉讼构造论的同时，注意到了刑事诉讼构造与刑事诉讼目的之间的辨证关系，即刑事诉讼目的决定刑事诉讼构造，刑事诉讼构造反过来又影响和制约刑事诉讼目的。随着刑事诉讼构造理论研究的深入，我国有学者提出对于刑事诉讼构造的研究不应孤立地进行，而应与诸如刑事诉讼阶段、刑事诉讼主体、刑事诉讼职能等理论范畴的研究结合起来。[3](P127)按照这一思路，将侦查程序置于整个刑事诉讼程序中，对侦查程序中的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加以系统考察和研究，“侦查构造”这一概念也就应运而生。
现代各国基本上都抛弃了那种将刑事侦查视为国家对公民个人进行单方面追诉的观念，大体上都能够按照“诉讼”的形态构建侦查程序，将国家追究公民刑事责任的活动纳入诉讼的运行轨道。[4]结合侦查程序的这一“诉讼”特性，笔者认为，所谓侦查构造应是基于不同的诉讼构造而形成的，由一定侦查目的所决定的，行使不同诉讼职能的主体在刑事侦查程序中的法律地位和相互关系。
首先，侦查构造是基于不同的诉讼构造而形成的，由一定侦查目的所决定的。
前文已详细阐述了刑事诉讼构造在形成侦查构造中的基础作用，在此不再赘述。笔者着重探讨侦查目的对侦查构造的决定作用。
侦查目的就是以观念形式存在和表达的国家进行侦查活动所期望达到的目标，是统治者按照自己的需要和基于对侦查活动及其固有属性的认识预先设计的关于侦查结果的构想。相对于侦查构造而言，侦查目的是更深层次的理论问题。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侦查构造的建构总是基于实现一定侦查目的的需要，从这一方面来看，侦查目的是侦查构造的基点，它直接决定着侦查构造的类型、内容和规模。[5]同时，侦查构造是实现侦查目的的手段和方式，是为侦查目的服务的。另一方面，侦查目的的提出和实现要考虑一国设计和建立侦查构造的现实条件，从这种意义上说，侦查构造对侦查目的具有一定的制约作用。侦查目的是刑事诉讼目的在侦查阶段的具体体现，因此从总体上说，侦查目的也是为了控制犯罪和保障人权。侦查目的在惩罚和保障上的倾向，决定着侦查构造的类型。由于追诉机关在侦查过程中为了控制犯罪，往往伴随着强制力的行使，这就使得侦查程序中的人权保障显得更为重要。可以说“侦查阶段是刑事程序中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两种利益最容易发生冲突的阶段”。[6](P112)这就要求各国根据各自的历史传统、法律观念及现实需要确立相应的侦查构造，以最大限度地实现控制犯罪和保障人权之间的均衡。
其次，侦查构造的主体是侦查程序中行使控诉、辩护、裁判职能的三方诉讼主体。
刑事侦查程序的“诉讼”状态需要通过“三方组合”来体现，[7]这就必然要求侦查构造具备行使控诉、辩护、裁判职能的诉讼主体。侦查程序中存在控诉和辩护主体是显而易见的，然而是否存在裁判方、裁判方为谁的问题具有着较大的争议。传统理论认为，侦查程序中并不存在具有裁判性质的中立方。但是最初提出侦查构造化观点的团藤重光教授认为“侦查诉讼性构造与审判程序相同，即是由法院、侦查机关、被疑人（包括辩护人）的三面关系构成的”。[8](P213)石川才显教授提出的新的侦查构造化观点认为“侦查程序构造与审判程序构造有所不同，即是由检察官（准司法官性质）、司法警察职员（包括特别司法警察职员）、被疑人及辩护人这三方面关系构成”。[9]尽管二者观点有所不同，但都确认了侦查构造中的裁判方。长期以来，我国理论界普遍认为，侦查程序中不存在裁判权主体。随着诉讼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已有学者认识到检察机关的审查批捕等诉讼活动可视为对侦查活动的准司法控制，从而中国的侦查程序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了控诉、辩护、裁判三方法律关系。
世界各国，侦查构造的控诉权主体一般包括警察和检察官，在大多数国家还设有其它机构承担控诉职能。但从各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来看，侦查程序中警察和检察官承担着基本的和主要的控诉职能。可见，警察和检察官在侦查程序中的相互关系问题对侦查构造的选择具有重要影响。考察各国的刑事诉讼的立法和实践，在处理警检关系（侦诉关系）方面主要存在着警检分立模式、警检结合模式。[10]我国侦查程序中的警检关系模式，是一种建立在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基础之上的具有鲜明特色的模式。然而从完善刑事诉讼立法和改进刑事审前程序具体运作的角度，我国的这种模式尚存在着许多有待完善之处，有必要进一步强化检察官对警察的制约作用，建立警检一体化的运作机制。
侦查构造中的辩护权主体是处于侦查程序中的犯罪嫌疑人。基于权利保障和程序正义的理念，现代各国刑事程序普遍确立了无罪推定原则及嫌疑人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赋予嫌疑人广泛的辩护权利并规定了保障制度。侦查程序作为控制犯罪和保障人权最容易发生冲突的阶段，确立嫌疑人的辩护权主体地位显得尤为重要。因此世界各国普遍确认了任何人不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及由此产生的沉默权制度，扩大辩护律师参与侦查活动的范围，从而使嫌疑人在侦查程序中尽可能地与控诉方处于平等的诉讼地位，切实保障其权益。
侦查构造的裁判权主体作为颇具争议的问题，在不同的国家，因侦查程序设置的差异而有较大差别。一般来说，无论在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侦查程序中的裁判权主体通常由法官担当，大多数国家普遍确立了司法授权与司法审查机制。但在日本和中国等国家，侦查程序中真正意义上担任裁判职能的是具有准司法性质的检察官。虽然在诉讼理论上，并不将检察官作为严格意义上的具有典型特征的裁判权主体，但并不能排除检察官作为裁判权主体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事实。然而各国的立法与司法实践也表明，根据程序主义的理性要求，在侦查程序中，作为原则，凡依法应予裁判的事项，均应由法官作为裁判权主体，仅此才能使侦查构造趋于完善。
再次，侦查构造的内容是侦查程序中控诉、辩护、裁判三方的法律地位和相互关系。
在侦查程序中，控诉、辩护、裁判三方的法律地位和相互关系直接体现了刑事侦查构造的内容，这可以通过对刑事侦查构造各种类型基本内容的考察来证实。审问式侦查构造强调作为国家专门机关的控诉方和裁判方在诉讼中的主导作用。侦查过程中，控诉方（侦查机关）在行使权利时享有较大的范围和自由，不仅一般的侦查手段完全由侦查机关自行决定，甚至连一些强制侦查手段和秘密侦查手段的采用也由侦查机关决定。只有在适用强行侦查措施，尤其是直接剥夺嫌疑人人身自由的措施时，才由预审法官或检察官批准。可见，侦查控制的范围相当有限。同时，辩护方并不享有与控诉方对等的诉讼权利，而只能在服从专门机关职权的前提下，进行有限的防御活动，因此往往沦为诉讼的客体。在对抗式侦查构造中，控诉、辩护双方具有平等的诉讼地位。辩护方享有一系列对抗控诉方追诉的保障性权利，如沉默权、律师帮助权和保释权等。法官作为第三者介入，对控诉方所采取的强制性侦查措施进行司法授权与司法审查，对侦查活动的开展进行监督和制约；同时，辩护方还可以向法官申请人身保护令，以维护其诉讼主体地位。由此可见，各种类型的侦查构造都是以控诉、辩护、裁判三方的法律地位和相互关系为内容的，而且侦查构造类型的区分也正是以三方的法律地位和相互关系为标准的。
二、侦查构造的基本类型
既然现代刑事诉讼中存在两种典型的诉讼构造，并且侦查目的与诉讼构造具有对应性，那么从理论上讲，基于不同的诉讼构造及侦查目的，侦查构造也就存在两种基本类型：由大陆法系职权主义诉讼构造及倾向于控制犯罪的侦查目的所决定的审问式侦查构造和由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诉讼构造及倾向于保障人权的侦查目的所决定的对抗式侦查构造。 另外，国内法学界还有学者提出“一步式侦查构造和二步式侦查构造”、[11](P72)“由供到证侦查构造和由证到供侦查构造”[12](P100)的划分，但这些都不过是不同刑事诉讼制度下的侦查构造经过简化和抽象所具有的侦查样式。笔者在此仅对刑事侦查构造的基本类型即审问式侦查构造与对抗式侦查构造进行探讨。
审问式侦查构造强调实体真实的发现及以此为目的的侦查裁量权，注重发挥侦查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职权作用，而不重视嫌疑人的积极性。它主要适用于大陆法系国家，其主要特征是：其一，侦查机关为查明案情，控制犯罪而拥有较大的权力。一方面，侦查机关不仅有权采取广泛的一般性侦查手段，包括讯问嫌疑人、询问证人、勘验、检查和鉴定等；另一方面，侦查机关可以采取一系列强制侦查手段，如拘留、逮捕、搜查、扣押等，从而获得直接控制和了解嫌疑人及其犯罪情况的有效方式，并且强制侦查手段的幅度一般也比较大。此外，侦查机关还可采取一定的秘密侦查手段，包括秘密搜查、电子监控、邮检等。其二，侦查机关行使权力时有较大的自由。为保证侦查效能，虽然不反对由其他司法机构监督、制约侦查活动，但立法和司法实践事实上并不强调侦查控制。一般的侦查手段完全由侦查机关自行决定，秘密侦查手段，如秘密搜查的实施，通常也不由法官或检察官批准。只有强行侦查手段，尤其是直接剥夺嫌疑人人身自由的措施的适用才需经过法官或检察官批准。不仅侦查控制的范围极其有限，而且侦查手段的运用条件也相当宽松。因此可以说，侦查权的行使缺乏有效的司法控制是审问式侦查构造的显著特征。其三，严格限制嫌疑人行使诉讼权利。在整个侦查阶段，嫌疑人处于客体的地位，与侦查机关的地位不平等、权利不对等。一般情况下，嫌疑人的沉默权受到否认或限制，律师的介入及其享有的权利亦大多受到排斥，并且嫌疑人通常还处于羁押状态，从而极大地限制了其诉讼权利的行使。
通过对大陆法系国家侦查构造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其审问式侦查构造的确立决非偶然，而是有着深刻的现实和理论基础的。[13](P108)首先，它是发现实体真实的客观需要。揭露和证实犯罪是一个对历史性事件回朔证明的艰难过程。为了发现实体真实，就必须强化侦查机关的侦查能力，赋予其较大的权力，减少对侦查活动的司法控制，同时弱化嫌疑人的防护手段及其防御能力。其次，是控制犯罪的必然要求。无论是从制止犯罪还是从预防犯罪的角度来看，赋予侦查机关较大的权力和自由并且实行较为宽松的侦查手段适用条件都是十分必要的。再次，是基于国民对国家权利的信任。实行审问式侦查构造的国家，一般在历史上和现实中其公共权力比较强大且运作有效，政府的作用广泛、积极，公众对社会安全和秩序的需要非常强烈。为此，社会信任并愿意赋予侦查机关广泛的权力。
对抗式侦查构造主要适用于英美法系国家，其本质在于引进刑事审判方式的当事人主义，强调侦查活动的基础内容是侦查机关和嫌疑人双方作为平等的主体对立、抗争，主张法官以第三者身份介入侦查程序，监督、制约侦查活动的进程。具体而言，其基本特征表现在：其一，强调侦查机关与嫌疑人诉讼地位的平等性、对抗性，强化嫌疑人一方的诉讼地位和诉讼能力，这主要通过对嫌疑人享有的沉默权、律师帮助权及保释权的确认来体现。其二，英美法系国家普遍实行“令状主义”，同时大多还确立了对侦查活动的司法审查机制。在侦查阶段，法官对强行侦查手段和秘密侦查手段的采用拥有广泛的决定权和司法审查权。可见，对抗式侦查构造是侦查程序当事人主义化的结果，其赖以运作的理论基点有两个：[13](P113)一是公民权利观念。英美法系国家认为，每个公民都拥有一些基本权利不容侵犯，尤其是人身权和财产权更是如此。在侦查程序中，嫌疑人在法院最终判决前被推定为无罪，当然享有公民的权利，政府机关应予以尊重，凡是关系公民隐私和自由的侦查手段都应受到严格限制，并赋予嫌疑人以沉默权、律师帮助权等保护自己的有效方式。二是政府权力有限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一条经验。[14](P154)为了防止权力滥用，就必须以权利约束权力。侦查程序也许比其他任何社会制度更多地涉及使用国家权力和权威来控制个人的行为，这就有必要明确规定侦查机关的权力范围和行为限度，并对侦查权力的行使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因此对抗式侦查构造普遍确立了司法授权和司法审查机制。
比较审问式侦查构造与对抗式侦查构造，我们可以发现二者在侦查的终极性追求上有所不同，因而在实际运用中产生了不同的侦查效果。审问式侦查构造倾向于控制犯罪，具有预备裁判性、权力集中性和单向的职权调查性的特征，[15](P14)因而具有较强的事实发现能力和较高的侦查效率，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嫌疑人权利的保障；而对抗式侦查构造则倾向于侦查程序中的人权保障，强调侦查的审判准备性、权力分散性和当事人主义的双向调查性，[15](P18)符合正当程序的理念，但过于注重侦查控制机制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事实真相的发现和侦查效率。由此可见，二者各有优劣，我们不能一味地肯定一种而否定另一种侦查构造。但从长远来看，对抗式侦查构造更为符合人类诉讼发展的规律。现代审问式侦查构造与对抗式侦查构造互有吸收，出现了相互融合的趋势，但并未超同。世界各国基于不同的历史传统、法律观念及现实需要，大多是以一种典型侦查构造为主，适当吸收另一种构造的合理因素而形成自己的侦查构造。[16](P312)其中，日本由于在二战后受美国法的影响，形成了以当事人主义为主，职权主义为辅的诉讼构造，在侦查构造上亦独树一帜，扬二者之长，弃二者之短，形成了以对抗式侦查构造为主，审问式侦查构造为辅的侦查构造。故其构造类型更具合理性，值得我国重朔刑事侦查构造时借鉴。
三、中国侦查构造的反思与重塑
由于中国的刑事诉讼具有一种“流水作业式”的整体构造，这与西方国家（尤其是英美）“审判中心式”的诉讼构造形成了鲜明对比。[3](P220-242)作为其中的第一道工序，侦查程序并不与审查起诉、裁判程序居于同等的地位，而往往成为整个诉讼过程的中心。从此意义上说，我国的侦查构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嫌疑人的命运。因此，有必要对我国侦查构造的特点进行分析，并针对其中存在的缺陷重塑我国的侦查构造，从而推动我国侦查制度的不断完善。
从目前我国的刑事诉讼法来看，设计者的意图原本是想改变“超职权主义”的现状，把刑事诉讼活动的构造转变为当事人主义，为此，在审判阶段注入了“对抗式”理念，基本上形成了对抗式的审判构造。但是立法者在设计侦查构造时，又考虑到目前我国刑事犯罪形势的严峻性、社会舆论的压力、执法人员的素质以及改革的需要等诸因素，而过多地保留了“职权主义”的色彩。从整体上看，我国侦查构造虽然也包含一些对抗式成分，但基本上仍是属于审问式的。具体来说，我国侦查构造具有以下特点：第一，中国实行由公安机关（包括国家安全机关、监狱及军队保卫部门等）和检察机关分别独立行使侦查权的制度。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侦查活动由公安机关与检察机关按照一定的立案管辖分工共同承担，并且公安机关在侦查中不受检察机关的领导、指挥。对于公安机关负责侦查的案件，检察机关除了在批准逮捕、审查起诉等诸环节上可以进行事后审查，行使法律监督职能以外，一般并不采取任何具体的同步侦查行为。第二，中国的侦查活动具有明显的行政色彩，侦查机关享有相当大的权力和自由。在侦查过程中，侦查机关进行的专门调查和强制措施的实施都不按照开庭听审的方式进行，而是遵循行政活动的运作方式，并且所有侦查活动都由侦查机关采取秘密的方式依职权主动进行，侦查机关所采取的几乎所有强制措施，包括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等，全部由侦查机关自己决定，自己执行。可以说，中国的侦查活动完全是在中立司法机构不参与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缺乏必要的司法审查与司法授权机制。虽然在侦查过程中存在侦查机关的内部制约 及检察机关通过法律监督途径对侦查活动的控制，但从实质上讲，这并不符合侦查诉讼状态的要求，并且在司法实践中往往难以凑效。第三，严格意义上说，犯罪嫌疑人与侦查机关不具有同等地位。 从理论上讲，犯罪嫌疑人在侦查程序中处于当事人的地位，享有包括辩护权在内的一系列诉讼权利。但是与西方各国相比，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没有赋予犯罪嫌疑人保持沉默的权利。相反，其对侦查人员的提问，负有“如实回答”的义务。尽管立法者的本意是要求嫌疑人向侦查人员如实地作出有罪的供述和无罪的辩解，但不幸的是，这里的“如实陈述”经常演化为嫌疑人对犯罪事实的“如实供述”。因此所谓“如实陈述”在司法实践中就不得不转化为“如实供述有罪”的义务。这显然违背了任何人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原则。虽然刑事诉讼法规定，犯罪嫌疑人在侦查人员第一次讯问之后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就有权委托律师提供法律帮助。但是这时接受嫌疑人委托参与侦查活动的律师在法律上还不具有“辩护人”的地位，其在侦查阶段享有的权利仅限于会见嫌疑人、了解罪名、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和控告、申请取保候审等，并且其参与侦查活动的范围还受到法律、司法解释及各种不成文的惯例的严格制约，这就使得嫌疑人在侦查阶段的律师帮助权大大削弱。另外，由于侦查活动自始至终都由侦查机关主导着，嫌疑人不享有与之对等的调查取证权，并且嫌疑人通常处于羁押的状态。无庸置疑，在侦查程序中，嫌疑人只是处于一种接受审查的被动地位，其行使的诉讼权利相当有限。
从以上对我国侦查构造特点的分析来看，我国的侦查机关的权力过于强大，侦查程序缺少一个中立的裁判者，使得应由中立司法机构主持的司法审查和司法授权机制并不存在，本来应由不享有侦查职责的司法机构实施的司法审查活动，却由侦查机关负责人或者检察机关进行授权和审查。同时嫌疑人承担着被迫自证其罪的义务，有限范围内参与侦查活动的律师提供的帮助极为有限，嫌疑人的诉讼主体地位受到极大的削弱。正是这些侦查构造方面的缺陷使得中国侦查程序的实际运作情况越来越走向其制度设计的反面，背离了立法者本来的意图。因此我们有必要更多地借鉴对抗式侦查构造的合理因素，尤其是日本在建构新的侦查构造过程中的成功经验，重塑我国的侦查构造。笔者认为，改进和完善我国现有侦查构造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首先，应当重新配置侦查机关的侦查权限和范围，确立检察引导侦查的检警一体化模式。从立法上看，我国的侦查权由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分别独立行使，这使得我国侦查权的分配存在两大弊端：[17]一是侦查权的多头分配导致了权力运作的分散，这大大加重了侦查权行使的行政化气息，也不符合权力运行的经济学原理；二是检察机关负责的自侦案件过多。我国立法把检察机关定位为国家司法机关，但却肩负着大量的侦查职能，而没有赋予其足够的侦查监督权，这就大大削弱了其作为司法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由鉴于此，笔者认为，应当将我国的侦查权进一步集中到公安机关身上，尽量由公安机关来行使侦查权，检察机关只是在严格的条件下（需立法明确规定）保留非常少量的侦查权，同时加大检察机关对侦查的监督和制约，形成检察引导侦查的检警一体化模式。只有如此，才能完善我国的检警关系，合理配置侦查权限和范围。
其次，应建立司法审查和司法授权机制，以适当限制侦查机关的侦查行为，加强侦查控制。由于我国侦查程序中缺乏中立的裁判者，对侦查机关实施的活动进行审查和授权，使得几乎所有的侦查措施和手段的采取都由侦查机关自行决定。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侦查机关滥用权力，甚至随意侵害嫌疑人的情况发生。因此笔者建议在我国设置专门的审查法官，赋予其对侦查活动的司法审查职权，以加强外在的侦查控制。一方面要扩大侦查控制的范围。对于直接涉及到公民人身自由、财产和其他权利的重大强行侦查手段，包括搜查、扣押、逮捕等都应由中立的审查法官审查后发布许可令状方可实施。只有在紧急情况下，侦查机关才可以先行实施侦查行为，但事后也须接受审查法官的司法审查。另一方面，应实行侦查控制的严格化。不仅应明确规定采取重大侦查手段的适当标准，以改变当前多数诉讼手段无适用标准或适用标准过低的状况，而且应严格侦查手段的适用程序。当然，对于这里的司法监督可以和上文提到的检察监督在立法中加以技术性区分，使两者相得益彰，以更好地实现对侦查活动的监督和制约。
再次，应加强嫌疑人在侦查程序中的权利和能力，并设立一系列相应的保障性措施。其一，应明确规定无罪推定原则，赋予嫌疑人沉默权。可以说，这是嫌疑人得以对抗强大的侦查机关的底线，是其是否真正享有辩护权的基础。[18](P219)同时沉默权的确立亦符合国际刑事司法准则所规定的任何人不得被迫自证其罪原则的要求，顺应了诉讼规律发展的国际趋势，有利于加强嫌疑人基本人权的程序保障，促进我国侦查制度的进一步民主化。其二，应扩大律师在侦查程序中的参与范围和诉讼权利，以保障嫌疑人所享有的律师帮助权。目前，在侦查阶段，我国律师的参与范围极其有限，并且其为立法所确立的权利往往也受到限制。因此，就有必要确立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辩护人”地位，扩大其在侦查程序中的参与范围，强化其诉讼权利。其中，尤为重要的就是赋予嫌疑人及其律师一定的调查取证权，以实现侦查的诉讼化。当然这种调查取证权应是有限的，不能具有国家机关才能具有的强制性。同时也应当赋予律师在侦查机关实施侦查行为，尤其是讯问时的在场权，因为侦查机关因其追诉犯罪的职业倾向，在进行侦查行为时，往往只注意不利于嫌疑人的证据，而忽视有利于嫌疑人的证据。律师在场可使控诉证据和辩护证据都得到重视，也可对侦查机关的侦查行为进行监督和制约，防止刑讯逼供和非法取证等现象的发生，切实保障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另外，对于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律师会见难、阅卷难等问题，也应当通过相应的措施加以解决，以使律师在侦查程序中的权利切实得到保障。其三，应扩大侦查阶段取保候审的适用范围，设立保释制度。“在刑事诉讼中，审前羁押应是例外的措施，而不是常规的措施，是在不得已情况下所采取的，绝大多数被告人应在被释放的状态下等待审判。”[19](P193)而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羁押却成为常规，这对于嫌疑人行使辩护权极为不利。因此我国应建立类似于国外的保释制度，把特定条件下的保释规定为嫌疑人的权利和审查法官的义务，从而扩大取保候审的适用范围。同时，我国也可以立足于司法现实，借鉴国外的作法，建立“人身保护令”和“逮捕与羁押相分离”的制度，以进一步保障侦查程序中嫌疑人的权利，强化其诉讼主体地位。
当然，以上只是笔者对重塑我国侦查构造所提出的一些构想，制度的变革不可能一蹴而就。况且制度背后的价值理念可能长期存在并牵制着新的制度的实施。因此，改革中国侦查构造的根本出路，还在于变更这种与不科学的侦查构造密切相连的法律文化和价值观念，并通过一系列完善措施的实施，才能形成合理的侦查构造。

参考文献：
[1] 李心鉴.刑事诉讼构造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
[2] 宋英辉.刑事诉讼目的论[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5
[3] 陈瑞华.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4] 陈瑞华.刑事侦查构造之比较研究[J].政法论坛,1999,5
[5] 陈岚.侦查程序结构论[J].法学评论,1999,6
[6] 宋英辉，吴宏耀.刑事审判前程序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7] 屈广清，黄士元.论侦查的诉讼特性[J].江海学刊,2002,2
[8] （日）团藤重光.新刑事诉讼法纲要（改订版）[A].创文社，1984
[9] （日）石川才显.侦查中检察的机能[J].研修法学第311号（昭和49年）
[10] 宋英辉,张建港.刑事程序中警检关系模式之探讨[J].政法论坛,19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