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陪审制改革十大问题论纲

作者：房保国

本文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草案）》提请审议之时，对有关我国陪审制是“存”还是“废”？陪审制改革：“合宪”还是“违宪”？陪审制定位：“参与”还是“监督”？陪审案件的范围：“抓大”还“放小”？陪审员的组成：“平民化”还“知识化”？陪审员的产生：“选举”还是“任命”？陪审员的回避：“有因”还是“无因”？陪审员的任期：“轮流”还是“专职”？陪审员的补助：“有偿”还是“无偿”？陪审员的职权：“同等”还是“虚职”？等十大问题进行了探讨。

陪审制度是我国审判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审判机关吸收普通公民作为非职业法官参加民事、刊事、行政案件审理的一项重要司法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之一。实行陪审制度对于人民群众参与国家管理，促使审判机关公正司法，实现司法民主等具有积极意义。但毋庸讳言，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陪审制度暴露出来一系列问题，实行 的并不尽如人意，现有的讨论已涉及到这项古老制度在中国的生存发展与前途命运问题。鉴此，1998年9月16日，李鹏委员长就“陪审员”问题专门发表讲话，肖扬院长在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也明确提出：要“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继续积极探索人民陪审员的推荐，任职方面的改革，充分发挥人民陪审员在审判工作中的作用”，今年，在最高人民法院的《五年改革纲要》中，把“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作为审判方式改革的发展目标之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的部署，2000年9月15日，最高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了《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草案）》的议案（以下简称《决定》草案），之后，全国人大常委会下发各单位讨论。本文拟对我国陪审制的存废、定位、合宪性以及陪审员的任职条件、产生方式、职责范围、任职期限、物质待遇和申请回避等事项进行探讨，提出自己的看法。

一、陪审制度：是“存”还是“废”？

现在，我国有关陪审制的争论，焦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我国的陪审制有无存在的必要，二是如何加强和完善我国的陪审制度，应当说，第一个问题是第二个问题的前提，只有解决我国陪审制的存废问题，才能谈得上“加强与完善”。

而现有关于陪审制存在必要性的争论，主要观点有三种：一是“保留说”，该说认为我国的陪审制度，是人民群众参加审判案件和直接参与国家管理的一种司法制度，是实现同法民主的重要途径，它表明了人民在审判中的“当家作主”，可以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作为国家主人翁的责任感，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重要体现，所以，我国的陪审制度应当保留，不能废除；二是“废除说”，该说认为，我国的陪审制度存在重大缺陷，在现实中发挥不了多大的作用，“走完了它应该走过的历程，它的存在已无实际意义，应当逐步加以取消”；三是“改革完善说”，该说在正视我国陪审制度存在重大缺陷的基础上，主张对它进行改革与完善。

在上述三种观点中，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主张我国的陪审制度应当废除，这是因为从历史上看，陪审制度起源于古奴隶制的雅典和罗马，被扼于封建专制社会，称颂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盛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仿效于世界各国，但现在，无论是实行“陪审团”制的的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实行“参审制的大陆法系国家，都在削减陪审员的效用，陪审制度显示出一种普遍衰微的趋势，遭到越来越多的批评；而在我国，陪审制既无历史基础，又无宪法依据，人员产生程序不规范，任职条件太低，职权不明确，陪审员被称为“聋子的耳朵”，“参而不审”、“审而不议”、“议而不判”、“审”“判”分离，陪审成“陪衬”，陪审制度在现实中产生严重的“异化”，因此应当全盘废除。

但从现实来看，最高人民法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了《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草案）》的议案，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创新，表明了上层领导对我国陪审制度“改革与完善”的决心。本文拟在此层面上进行论述。

二、陪审制度改革：“合宪”还是“违宪”？

由于我国1954年《宪法》第7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判案件依照法律实行人民陪审制度”，将人民陪审员参与审判案件规定为一项宪法原则；而这一规定在1975年《宪法》中被取消，又被1978年《宪法》恢复，该《宪法》第43条规定：“人民法院审判案件，依照法律的规定实行群众代表陪审的制度。”但1982年通过的我国现行《宪法》中，又重新将这一制度废除。有的学者认为，陪审制度的有无不取决于宪法上的存废，宪法中没有规定的制度的现实中仍可执行，我国的陪审制立法不存在“违宪”问题。

对此笔者不敢苟同，因为我国现行宪法将陪审制度从宪法中重新废除，这不是立法者偶然的疏忽，而是一种有意的制度安排，也就是说，宪法作为一部根本法，1954和1978年的两次制宪，都把陪审作为一项基本制度加以规定，这至少表明了这一制度的重要性，而我国现行宪法则将陪审制度取消，明显表明了立法者这对这一制度的否定态度。就像现行宪法对公民迁徙自由权和罢工权的取消一样，都表明了立法者的否定倾向。而现行法律对陪审制的规定，无疑是对这种宪法精神的背离。所以，笔者认为，我国现在进行陪审制的专门立法，最高院《决定》（草案）前言中所说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有关规定，特作如下决定”，这一宣示是没有宪法依据的。

三、陪审制定位：“参与”还是监督“？

笔者认为，对我国陪审制进行正确立法的前提，乃是对我国陪审员制度的科学定位，也就是说，倘若陪审员在整个诉讼中的定位不明确，就很难制定出一套科学、完整、统一、和谐的专门“陪审员法”来。

肖扬院长在向人大提交的有关《决定》（草案）的“说明”中认为，“人民陪审员参与审判案件，可以充分体现我国社会主义司法民主，是人民群众参与国家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人民陪审员与审判员组成合议庭共同审理案件，是对审判工作更为直接，更为有效的监督方式，对于加强廉政建设，促进司法公正，都能收到很好的效果”。可见，这段“说明”实际上把陪审员参审的功能界定为两个方面：一是“参与”案件审理，二是“监督”法院审判，二者相互联系，不可偏废。

笔者认为，鉴于本文所持的我国陪审制度应当废除的观点，我国的陪审制无论是“参与”也好，“监督”也好，都和“司法独立”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在实践中也很难发挥实际的效用。

四、陪审案件的范围：“抓大”还是“放小”？

在最高人民法院提交的《决定》（草案）第一条中，将陪审案件的适用范围限定为：（1）“法院审判的第一审刑事案件和涉及人身权利的第一审民事案件”，“应当”适用陪审制度；（2）“人民法院审判的第一审具有较大社会影响或者专业性较强的民事、行政、知识产权、海事、还商案件”，“可以”适用陪审制；（3）对于其他一审案件，“当事人申请”的，人民法院“可以”准许。

针对《决定》（草案）规定的陪审案件的适用范围，持陪审制度“保留说”的学者认为，这个面规定的还是太窄，不足以充分显示我国陪审制的“优越性”，陪审员参与审理案件的范围应当越宽越好，有的学者甚至变为在二审与再审案件中，也应实行陪审制度。

对此，笔者持相反的态度，笔者主张，我国陪审案件范围，不是规定的越宽越好，而规定的越小越好，不予规定更好。但在最高层陪审立法政策既定的情况下，笔者认为，以下几点尤应注意：（1）二审、再审案件不能适用陪审制度，这是因为，在我国现行体制下，人在常委会无权过于扩大陪审案件的范围，如果将陪审案件适用于二审或再审，这是与我国现行诉讼法的基本原则相违背的；（2）陪审案件的范围，不应“抓大”，也不“抓小”，但应“取中”，也就是说，对于一些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案件和过于简单的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不宜适用陪审制度，而对一些一般的普通一审案件，可以适用陪审制度；（3）一个案件是否适用陪审制度，必须征得当事人的同意，没有当事人的同意，不得擅自决定适用陪审员审判，这是因为，当事人对于由谁来进行审判应当享有选择权，如果违背当事人意志硬性适用陪审员审判，这是对当事人程序性选择权的剥夺。

五、陪审员的组成：“平民化”还是知识化“？

陪审员的组成是应当“平民化“还是“知识化”，这是一个值得深思问题。对此，有的学者认为，陪审员应当“平民化”，人人都有权担任陪审员，只要具备了一定的年龄和行为能力，都可以充任，对此不宜作过多的限制，否则不利于老百姓对司法的参与，也就体现不出陪审制度的民主性质，基于这种视角，他们认为最高院（草案）中的第二条关于陪审员应当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有一定的法律知识或者其他专业知识”的规定，显得条件太高，尤其在广大农村地区，兼具“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和“法律或专业知识”的人数，更是少的可怜，这种规定实际上是把大批的公民排除了担任陪审员的可能性，所以，对陪审员的文化程度，应当限定于“初中以上”甚或干脆不作要求。

对此，笔者不敢苟同，因为陪审制度虽不能被看作一项“贵族的事业”，但至少也不能被视为一项简单的“平民事业”，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如果文化程度太低，对法律专业一窍不通，那么在法庭上，面对法官，律师的“法言法语”将很难理解，即使再加解释，也困难很大，硬性推行，将不利于审判效率的提高，也不利于司法公正的实现。因为法律是一门专业性很强的职业，它对从业人员有特殊的要求，不分层次高低而都参加陪审是不具可行性的。由于陪审制度存在司法的职业化与陪审员非职业化的矛盾，所以，不能形而上学地认为对陪审员知识的要求就排除了民众对审判的参与，就是对“司法民主”的背谦离，不附任何条件地、一股脑地规定所有民众都可参与陪审，这是不现实的，实行起来效果也不理想。所以，对陪审员的文化程度要求，笔者认为应当是“大专或者本科以上”，至少也不能低于“高中”，这才有助于审判的顺利进行。

另外，对于一些复杂的、技术性、专业性特别强的案件，吸收有关专家参加审理，这是非常有益的。因为奉行“专家陪审”，专家参与审判，它有助于克服法官知识的有限性和片面性，弥补法官专业知识的不足，对于推进案件的顺利进行和纠纷的合理解决，具有重大意义 。当然，专家参与审理，“专家陪审员”的意见，并不能取代鉴定人的“鉴定结论”。

六、陪审员的产生：“选举”还是“任命”？

国家林业局


国家林业局文件

林护发〔2010〕199号


国家林业局关于下达2010-2011年度实验用猴经营利用限额有关事项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林业厅（局）,内蒙古、龙江、大兴安岭森工（林业）集团公司：
按照《国家林业局关于加强实验用猴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林护发〔2004〕124号）要求，根据全国各驯养繁殖单位实验用猴种群申报数据和各地林业主管部门核查、抽查意见，经组织专家评审，核定了有关单位2010-2011年度实验用猴经营利用限额，现予下达（见附件），并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调整实验用猴年度经营利用限额执行期限，严格执行限额管理
本次下达的2010-2011年度实验用猴经营利用限额执行至2011年7月31日。在此期间，各养殖单位在国内销售或出口实验用猴及衍生物（含血清、血浆、器官等），须将数量严格控制在限额范围内，其中，在限额内实施国内销售行为的，由省级林业主管部门依行政许可程序审批；在限额内实施出口的，经省级林业主管部门审核后，直接向国家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机构申办允许出口证明书。因特殊情况需超限额出口实验用猴及其衍生物的，须详细说明理由和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向我局另行申请行政许可。本文印发前已获行政许可出口或国内经营利用实验用猴及其衍生物的，不再从各养殖单位2010-2011年度经营利用限额中扣除。今后实验用猴年度经营利用限额按当年8月1日至次年7月31日执行，各地须组织实验用猴养殖单位于每年1月31日前完成申报和初步核查。对未能及时申报的，将暂停其该年度经营利用限额。
为鼓励养研一体化，对养殖单位在本场内开展科学研究利用实验用猴的，可不计算在年度经营利用限额内，但须按季度上报省级林业主管部门。
二、严格控制从国外引进种源，鼓励国内种源调剂
各养殖单位需要调剂实验用猴种源的，应优先考虑从国内其它养殖单位引种。国内种源调剂可不扣除出让单位的经营利用限额，但不得从其他没有经营利用限额的养殖单位引种。确有必要从国外引进种源的，须详细说明理由，并对拟引进的种源提供人工繁育子二代以上个体的有效证明，按法定程序申请行政许可。我局将依法组织科学评审和现场核查，并依据科学评审和现场核查结论作出行政许可决定。
三、继续推行实验用猴标记管理
各省级林业主管部门要继续督促各养殖单位统一采用活体芯片技术对实验用猴进行标记，完善个体档案和谱系，提高管理水平。尤其是对实验用猴种源个体，须于2010年12月31日全面完成种源个体标记的；对从国外引进的种源个体须在其引进入场后30日内完成标记。对未能如期完成种源个体标记的养殖单位，将停止其从国外引进种源和国内种源调剂活动，并将对其下一年度实验用猴经营利用限额采取必要的调控措施。
四、强化对实验用猴养殖利用的监督检查，不断提高养殖利用及经营管理水平，严厉打击走私和滥捕乱猎行为
各级林业主管部门要切实加强对所辖区域内实验用猴养殖利用活动的监管，经常性实地检查其养殖场所设施和技术条件，核实各养殖单位实验用猴存栏情况与个体档案、谱系及“国家林业局实验用猴养殖存栏申报系统”记录信息的一致性，并对发现的误报、漏报等情况，监督其及时予以纠正；对弄虚作假、伪报瞒报等行为及时进行严肃处理；对非法经营、走私等活动，及时会同公安、工商、海关等部门开展执法行动，从而有效防止走私、非法猎捕来源的实验用猴借养殖为名进入科研及经营利用领域，为实验用猴养殖利用行业的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
以上通知，请遵照执行。

附件：2010-2011年度实验用猴养殖单位经营利用限额表
　
二〇一〇年八月十六日

附件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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