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宁市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实施办法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人民政府
南宁市人民政府令第40号
《南宁市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实施办法》已经2011年3月8日第十二届市人民政府第112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1年6月1日起施行。
市长：黄方方
二〇一一年四月十三日
南宁市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实施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城市管理，规范相对集中行政处罚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广西壮族自治区行政执法程序规定》、《广西壮族自治区行政执法监督办法》等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所辖城区范围内的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适用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是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和国务院的有关规定，由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机关依法集中行使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在城市管理领域全部或者部分的行政处罚权。
第三条 市、城区人民政府领导、协调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
市、城区人民政府法制工作机构是本级人民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依法对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机关的行政执法行为进行监督。
第四条 市、城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机关是行使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
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机关组织协调重大行政执法活动，根据本办法规定查处违法行为，并指导、监督城区行使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
城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机关负责本辖区内的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依法独立履行职责。
开发区管委会根据法规授权行使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
园林、规划、环保、工商、公安交通、建设等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根据各自职责协助做好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
第二章 执法职责和管辖
第五条 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机关依照法律、法规、规章规定行使下列行政处罚权：
（一）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方面的行政处罚权；
（二）市政设施维护管理方面的行政处罚权；
（三）城市广场管理方面的行政处罚权；
（四）园林绿化管理方面对在公园外、单位庭院外和居住区外侵占城市绿地、损害园林绿化行为的行政处罚权；
（五）城乡规划管理方面对未经规划部门许可的违法建设行为的行政处罚权；
（六）环境保护管理方面对在城市建成区内人口集中区露天烧烤食品等行为的行政处罚权；
（七）工商行政管理方面对合法经营场所外无工商营业执照的经营行为的行政处罚权；
（八）公安交通管理方面对机动车、非机动车违法占用人行道行为的行政处罚权；
（九）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实施的其他行政处罚权。
第六条 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机关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的具体职责范围由市人民政府向社会公布。
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机关和相关行政管理部门不得自行对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范围进行调整。
第七条 已由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机关集中行使的行政处罚权，原行政管理部门不得再行使；仍然行使的，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无效，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机关与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就行政职责、管辖范围发生争议的，由市或者相关城区人民政府负责处理。
第八条 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城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机关负责查处。
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机关负责查处有重大影响的案件。
第九条 违法案件有以下情形之一的，由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机关指定管辖，或者直接查处：
（一）城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机关之间对管辖权发生争议的；
（二）应当由城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机关查处而未予查处的。
对跨城区的违法案件，违法行为地城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机关可予立案处理，立案后发现其他相关城区已予立案的，案件由先予立案的城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机关处理。对管辖有争议的，按照前款规定确定管辖权。
第三章 执法规范和程序
第十条 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机关应当加强执法队伍规范化、法制化建设，加强培训教育工作，提高城市管理的执法水平。
第十一条 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机关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和《广西壮族自治区行政执法程序规定》等行政执法程序规定，实施行政调查权、行政处罚权和行政强制权。
第十二条 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时，可以依法行使下列职权：
（一）因办案需要，有权进入被检查单位或者现场进行调查、检查；
（二）询问当事人、证明人，并可以要求其提供有关证明材料；
（三）查阅、调阅、复制、拍摄、录制有关证据材料，抽样取证或者先行登记保存有关证据；
（四）扣押与违法行为相关的物品或者工具，并通知当事人在限定的时间内到指定地点接受处理；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措施。
第十三条 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机关实施查封、扣押措施的，应当依照法律、法规及规章规定的条件、程序和期限执行，并妥善保管查封、扣押的物品，不得使用或者损毁。
对鲜活产品、易腐烂变质和其他不易保存的查封、扣押物品，可以在采取证据保全措施后先行拍卖或者变卖。
第十四条 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机关实施查封、扣押后，应当及时查清事实，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处理决定。对于违法事实清楚，依法应当没收的物品，予以没收；依法应当销毁的，予以销毁。经调查核实没有违法行为或者当事人已履行行政处理决定的，应当立即解除查封、扣押，返还财物；查封、扣押物品属违法违禁物品的，移交有关部门依法处理；依照第十三条第二款已先行拍卖或者变卖的，应当返还拍卖或者变卖所得的全部价款。
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机关将查封、扣押的财物退还当事人的，应当通知当事人领取；当事人不明的，应当在其政务网站和指定公告栏发布招领公告，公告期限不得少三十日。当事人拒绝领取或者公告期满后无人认领的，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机关应当依法处理有关财物。
第十五条 当事人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或者未按规定接受调查的，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机关应当通过公告告知当事人在三十日内到指定地点接受调查或者处理；逾期仍未接受调查或者处理的，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机关可以对查封、扣押物品进行拍卖、变卖或者按国家相关规定处理。
第十六条 拍卖、变卖的物品应当符合产品质量标准、食品卫生标准，所得价款应当上缴国库，拍卖、变卖前应当进行登记。
无法拍卖、变卖的，可以在登记后销毁，销毁过程应当通过拍照或者录（摄）像予以记录。拍卖、变卖和销毁查封、扣押物品的记录，应当每六个月报同级财政部门备案一次。
第十七条 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人员应当具备行政执法资格。查处违法行为时，应当统一着装、佩戴城市管理执法标志，出示行政执法证件。
第十八条 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机关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应当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听取当事人的陈述、申辩。当事人陈述、申辩所提出的事实、理由以及证据成立的，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机关应当采纳。
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机关不得因当事人陈述、申辩而加重处罚。
符合听证要求且当事人要求听证的，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机关应当依法组织听证。
第十九条 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机关在查处违法案件过程中发现当事人的违法行为对公共财物造成损害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应当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后将相关材料移交相关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处理。
第四章 执法协作与监督
第二十条 市、城区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协调机制，加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机关和相关行政管理部门之间的行政执法协作，保障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有效实施。
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机关和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建立健全城市管理和执法信息互通共享机制，及时通报相关行政许可、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等情况。
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当配合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机关做好与查处违法案件相关调查取证、资料查询、技术鉴定和监测等工作。
第二十一条 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机关在执法过程中，发现违法行为不属于本部门管辖范围的，应当告知或者移送有管辖权的部门处理。
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在日常监督管理中发现原由其执行但已纳入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范围的违法行为的，应当立即告知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机关，并采取有效措施保护违法行为现场。现场难以保护或者证据难以保存的，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当进行调查取证或者采取对证据先行登记等措施，并及时将案件及相关材料移交有管辖权的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机关处理。
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机关应当及时查处移交的案件，并在案件办结后七个工作日内将处理结果反馈相关行政管理部门。
第二十二条 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对本级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机关的行政执法事项进行监督，并对下级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机关实施的有较大影响的行政执法事项进行监督。
第二十三条 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机关发现相关行政管理部门违法行使已实施相对集中的行政处罚权，或者未依法予以配合协助的，可以直接向相关部门提出书面建议，也可以请求本级人民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督促其纠正。
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发现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机关不依法履行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法定职责或者处罚不当的，可以向其提出书面建议，或者提请本级人民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督促其纠正。
第二十四条 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机关应当建立健全行使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层级监督制度，实行行政执法质量考核评议、执法过错追究制度，规范行政裁量权，督促城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机关及其执法人员依法履行职责。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五条 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机关的执法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行政监察机关或者有关单位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无法定依据，或者违反法定程序执法的；
（二）使用暴力、威胁等手段执法的；
（三）故意损坏或者违反规定销毁当事人财物的；
（四）截留、挪用、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罚没财物，或者使用先行登记保存、扣押的物品的；
（五）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
（六）未经举报人同意，泄漏举报人信息，情节严重的；
（七）对发现的违法行为不依法查处或者不制止，情节严重的；
（八）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行为，致使公共利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第二十六条 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机关及其执法人员违法行使职权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十七条 当事人对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第二十八条 阻碍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机关依法执行公务，违反社会治安管理规定的，由公安机关依法查处；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九条 市辖县的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按照法定程序报经批准后，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三十条 本实施办法自2011年6月1日起施行。《南宁市相对集中行政处罚实施办法》（2001年5月21日市人民政府令第3号发布，根据2003年6月13日《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南宁市相对集中行政处罚实施办法>的决定》第一次修正，根据2004年8月7日《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南宁市相对集中行政处罚实施办法>的决定》第二次修正）同时废止。
略论保障措施调查中的若干法律问题
彭学军 杨麟 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保障措施、反倾销和反补贴均为WTO协定中规定的缔约方可以采取的贸易救济措施。与反倾销和反补贴相比，保障措施可以采取提高关税、数量配额和关税配额等多种救济方式，对一国国内产业的保护更为充分，而且由于无须证明被调查方存在“不公正的贸易行为”，保障措施调查的发起较之反倾销和反补贴更为容易。
自乌拉圭回合《保障措施协定》通过以来，世界各国发起保障措施调查的数量逐年上升，2001年全球范围内保障措施调查案达53起，比2000年的26起，增加了27起[1]。2001年美国发起了201钢铁保障措施调查，对世界钢铁生产和消费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并引起其主要贸易伙伴的强烈反对。作为美国201钢铁保障措施引起的连锁反应之一，我国于2002年5月20日正式立案公告对部分进口钢铁产品采取保障措施调查，这是我国在加入WTO后第一次应用保障措施的贸易救济措施。
按照WTO有关规则和中国有关保障措施法规的要求，采取保障措施必须满足四个方面的条件：（1）不可预见发展（unforeseen development）的存在；（2）进口数量的增加；（3）国内产业受到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威胁（serious injury or threat of serious injury）；（4）进口数量的增加和国内产业受到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casual link）。由于保障措施对于我国的调查官员、律师和企业人士而言还是相对陌生的法律制度，而且中国有关保障措施法规的规定较为抽象和简略，以下将结合WTO争端解决机构DSB涉及保障措施的判例对上述采取保障措施的必要条件逐一作简要的分析：
一、不可预见的发展
所谓不可预见的发展是指一缔约方在进行关税减让谈判时无法合理预见的情况，该情况的发生以及该缔约方履行关税减让承诺的结果将导致某种产品进口数量的增加并对该缔约方的相关国内产业造成损害。
不可预见的发展最初源于WTO《GATT 1994》Article XIX的规定。其基本要求是，如果在出现“不可预见的发展”之情况下，一缔约方履行其在《GATT 1994》下的包括关税减让在内的义务，将导致某种产品进口数量的增加并对该缔约方领土内的生产同类或直接竞争产品的生产者造成严重的损害或严重损害的威胁，该缔约方可以在防止或救济损害所必须的限度和时间内，针对该进口产品全部或部分地中止其在《GATT 1994》下的义务，或撤回、修改其在《GATT 1994》下所做出的减让。
WTO规则之所以设计不可预见的发展的规定，主要是为防止保障措施被滥用。保障措施的规定也被称为“逃避条款”（escape clause），因为该条款允许一缔约方部分或全部地逃避其在《GATT 1994》下所承担的义务，但由于一缔约方的逃避行为会对其他缔约方的利益造成重大的影响，所以WTO规则必然要通过规定不可预见的发展，限制缔约方仅能在出现不可预见的发展时，部分或全部地逃避其在《GATT 1994》下所承担的义务。
由于《GATT 1994》Article XIX关于不可预见的发展的规定并没有被写入乌拉圭回合《保障措施协定》的最终文本，因此对不可预见的发展是否构成采取保障措施的必要条件，各缔约方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但这一分歧已经为WTO争端解决机构（Dispute Settlement Body）的上诉机构（Appellate Body）在韩国奶制品案的报告中解决。在该案中上诉机构认为，缔约方证明不可预见的发展的存在是缔约方为适用保障措施所必须的一项“先决要求（prerequisite）”[2]。因此无论各缔约方是否在国内立法中作了相关规定，各缔约方在采取保障措施时都必须将不可预见的发展作为一个先决要求进行考察。
WTO《GATT 1994》和《保障措施协议》中没有对不可预见的发展做具体的定义，但在1951年“Hatters’ Fur”案中，当时的争端解决工作组对不可预见的发展做了如下解释：“不可预见的发展指在相关关税减让的谈判后出现的情况发展，并且要求做出关税减让的国家的谈判代表在谈判时预见到这种情况发展是不合理的”[3]。这一解释还被WTO争端解决机构的上诉机构在1999年韩国奶制品案中所引用[4]。
对于上述解释，应从三个方面进行理解：（1）判断某种情况是否构成不可预见的发展的关键在于该情况是否能为缔约方在进行关税减让谈判时“合理预见”，凡是能够合理预见的情况均不构成不可预见的发展；（2）判断是否能“合理预见”，应该从一个假设的“理性的缔约方”的角度来考察，至于具体缔约方之间预见能力的差异应不在考虑之列；（3）判断合理预见的时点应考察缔约方进行缔约谈判时是否能够合理预见。
二、进口数量的增长
进口数量的增加是实施保障措施的要件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障措施条例》（以下简称《保障措施条例》）第七条规定，“进口产品数量增加，是指进口产品数量与国内生产相比绝对增加或者相对增加”。《保障措施条例》第八条又进一步规定，在确定进口产品数量增加对国内产业造成的损害时，应审查（1）进口产品的绝对和相对增长率与增长量；（2）增加的进口产品在国内市场中所占的份额。
从上述规定看，进口数量的增加并不应该是单纯的“数量”分析，并不是任何数量上的增长均可以构成《保障措施条例》所要求的“进口数量的增加”。相反，《保障措施条例》第八条要求从对国内产业造成损害的角度审查“进口数量的增加”，换言之，进口数量增加的程度和方式要足以对国内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的威胁。所以在进行进口数量的分析时，不仅要考察进口产品的绝对增长率与增长量，而且应考察增加的进口产品在国内市场所占的份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