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法制儒家化

王胜宇


　　法制儒家化是指儒家思想逐步渗透法律领域，改造并支配法律，使之发生“质”的变化。纵观中国法制史，法制儒家化实际上就是中国封建社会前期法制演进的主要内容。这一过程以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起点，以开元刊定《永徽律疏》为终点 ，其间经历了汉魏、两晋、北魏、北齐等历代统治者的不断推进。若对这一过程进行细致整理，便不难发现，隋唐诸多成熟的法律制度实际上都始于北魏，或者是北魏对现有的法律制度加以改造，使之更加符合儒家纲常伦理，从而被沿用至隋唐。然而，北魏以胡族入主中原，既面临着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差异所带来的冲突与选择，又不谙中国国情，更缺乏经世治国的文化理念和方术，却仅用一百多年时间，集中地总结了秦汉魏晋和南朝封建法制的累累成果，创造性地加以发展，不仅适应了当时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而且还为隋唐法制的完备和成熟提供了条件和依据。如此成就，北魏法制儒家化功不可没。可以说，若无北魏法制上承前代之余绪，下开唐代之新风，便不可能出现被视为中华法系代表作之唐律，这便是北魏法制儒家化地位重要之所在。
　　北魏法制儒家化如此之地位，学界却疏于对其研究。在探讨法制儒家化问题上，着眼点往往集中于汉或隋唐，即使对魏晋南北朝的法制儒家化有所提及，也仅仅是教科书式的论述，缺乏深入地、系统地研究。尤其在论述魏晋南北朝法制儒家化的过程中，基本上都是将两晋南朝与北朝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描述，缺乏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没有认识到北朝作为一个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在法制儒家化过程中有着不一般的艰巨性和特殊性。在分析其影响的时候，也基本上只探讨了法制儒家化完成后对中国法制以及中国封建社会的影响，而对于北魏对中国法制的作用以及南北两朝对中国法制的影响孰大孰小并不明确，更不关心法制儒家化过程中对某一具体的时期、具体的民族、具体的政权所带来的影响，这种大汉族主义倾向的学术思维给法制儒家化课题研究带来了诸多缺陷。
　　个人认为，汉唐等汉族政权法制儒家化固然重要，但少数民族的法制儒家化也绝不能忽视，这是对北魏法制儒家化研究的一个重要前提。作为一个由游牧民族建立的北魏政权，能迅速适应农耕民族的生产方式、社会组织和观念意识，本身就已颇有成就。然而拓跋鲜卑以毫无儒家观念的原始习惯法为起点，脱胎换骨，仅百余年时间居然完成了法制的儒家化，而且创造了“北优于南”的法制局面，直接推动了整个封建法制的基本完成，为盛世隋唐所继承，这莫不让人感到惊叹。从这一点来看，北魏法制儒家化更值得我们研究。因此，探讨北魏法制儒家化连续深入和不断扩大的历程，发掘北魏法制儒家化的法史价值，是研究中国封建法制儒家化的重要内容，对研究中华法系和中国法制史都大有裨益。
　　北魏所在的两晋南北朝时期，兵燹人祸，社会动荡，政治制度多变而且紊乱，史迹淆驳，律典久佚，令北魏法制儒家化研究困难重重，加之学界惯于对少数民族政权法制的忽视，迄今为止这一课题的著述不多。邓奕琦先生在其《北朝法制研究》一书中首次提出对北朝法制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并对北朝法制进行了细致地考证和深入地论述，自然而然从宏观上描述了北朝政权法制儒家化的大致情况，但没有详细地进行阐述。李书吉先生的《北朝礼志法系研究》从北朝“礼制”的角度对北朝法制儒家化有所提及，但毕竟不是系统地研究，显得比较零星分散。其它涉及这方面内容的著作论文，要么就是将南北两朝作为整体来研究，要么就是教科书式的论述，均缺乏系统地论证。
　　在这一研究领域，瞿同祖先生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尤其值得一提。在该书的最后一部分，瞿先生专门研究了中国封建法制的儒家化。他指出，法制儒家化在汉代肇端，因受条文拘束，只能在解释法律及引经决狱方面努力。曹魏以后每一新的朝代都有儒臣利用制律修律的机会，尽量将儒学之礼教杂糅在法条中，直到法律完全为儒家思想所支配为止，此种程序的完成在北朝，而北魏朝制律尤为关键。瞿先生以为，北魏以胡族入主中原，因本族缺乏治国人才，既不谙中国国情，又想得到汉人拥护，不得不引用中原士族人才。崔浩、高允等“儒家典型人物”入朝辅政，引礼入律大遂其志，故北魏法律儒家化“非局部的、小规模的”，而是“彻底而又系统”的。因此，“中国法律之儒家化可以说是始于魏、晋，成于北魏、北齐，隋、唐采用后便成为中国法律的正统” 。瞿先生以整个封建社会儒家化的宏观视角，描述了北魏法制儒家化的大致情况，具有奠基性意义，非常值得我们参考和借鉴。
　　前文已述，学界往往将魏晋南北朝作为一个整体来探讨中国封建法制儒家化的进程，因此导致了诸多研究上的缺陷。本文则试图从一个具体的时期、具体的政权入手，深入史料，细致解读、分析和还原，探究北魏政权如何以原始习惯法为起点，迅速地实现了封建法制的儒家化，并直接推动中国封建法制儒家化基本完成。　
　　在北魏法制儒家化过程中，孝文帝法制改革可谓是一个转折点。孝文帝法制改革前，北魏法制已有儒家化倾向，但仅仅停留在儒家文化的表面，并没有深入其实质，因此其儒家化是粗糙的。孝文帝法制改革，重视礼教，引礼入律，令儒家文化迅速地渗入了法制领域，使之发生了急剧性变革，北魏法制的格局和风貌由此基本确定。自此以后儒家思想已深入社会各个层面，后继君主全面深入地推行礼法结合，并颁布了比较完善缜密的正始律，基本完成了北魏法制儒家化进程。由此可见，孝文帝法制改革是北魏法制儒家化的重要内容，因此，本文以孝文帝法制改革为契入点，运用历史分析方法，首先论述孝文帝法制改革的历史基础，进而分析孝文帝法制改革的具体措施和影响，并探究孝文帝法制改革后，后继君主如何继续推进礼法结合，基本完成了北魏法制儒家化。在最后，本文对它的历史地位进行了评价，从而使北魏法制儒家化全面地、多层次地、立体地展现出来。
参考文献
1、关于法制儒家化的起点，瞿同祖认为始于魏，但后来学界大多认为始于汉；终点也颇有争议，大多认为完全儒家化在于唐。这里采通说。
2、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2003：373-374．


北安市人民法院 王胜宇
北京市财政局


北京市财政局关于印发北京市农村合作医疗基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北京市财政局




市卫生局、各区县财政局：
为加强我市农村合作医疗基金的管理，提高农村合作医疗基金的使用效益，推动我市农村合作医疗工作的发展，现将《北京市农村合作医疗基金管理办法》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北京市农村合作医疗基金管理办法
一、为实现人人享有卫生保健，发展我市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管好用好合作医疗资金，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加强资金的监督，特制定本办法。
二、合作医疗资金的筹集
（一）在巩固现有合作医疗制度的基础上，通过多渠道筹集资金，扩大覆盖面，提高保障水平，建立以区县为单位，个人、集体、政府参与的资金筹集制度，即：资金筹集采取以农民个人投入为主，村集体、企业参与，政府给予一定支持的原则。
（二）个人缴纳基金：按每人上年度人均收入2％缴纳，由各村民委员会收取。农民缴纳的合作医疗基金不计入乡统筹、村提留。已参加大病保险的中小学生可适当减少筹资数额。乡镇办的“三资”企业农民职工和外出就业的农民应参加户口所在地的合作医疗，并执行当地的政策和标
准。
（三）企业缴纳基金：乡镇、村办企业、私营企业，乡镇办的“三资”企业和股份制企业按本企业职工年计税工资标准的3％缴纳，可请银行代办。
（四）村集体缴纳基金：村集体从公益金中提取6％作为村缴纳的合作医疗资金。
（五）政府扶持基金：各区县、乡镇政府按辖区内参加合作医疗的人数分别以每人2－3元的标准扶持本地区的合作医疗，具体由各区县按实际情况确定。市财政局结合每年的财力情况，安排全市农村合作医疗补助专项资金，重点用于全市合作医疗工作的引导与管理，对实行大病、重
病统筹的区县给予部分补偿。
三、合作医疗基金的使用
本着合理给付、节约使用的原则，确定合作医疗基金使用比例、医药费补偿范围和医药费补偿比例。
（一）基金使用比例。总基金的75％－80％作为乡（镇）基金，用于门诊及住院年支出3000元以下（含3000元）医药费的补偿：总基金的15％作为区县共济基金，用于年支出3000元以上门诊及住院医药费的补偿；总基金的5％－10％用于农民预防保健、特种病的
防治。
（二）医药费补偿范围。由各区县结合本地区情况制定。
（三）医药费补偿比例。门诊及住院医药费累计在3000元以下的，在乡镇基金中补偿，补偿比例门诊为50％－60％、住院为60％－70％。门诊及住院医药费累计在3000元以上的在区县共济基金中补偿，补偿比例为60％－70％，但最高补偿金额暂定为2万元。
四、合作医疗基金的管理监督
（一）将筹集的经费统一纳入合作医疗基金管理范畴，设立专户存储，专款专用，严禁任何单位或个人借支、挪用和不合理的报销。
（二）合作医疗基金实行区县、乡镇两级管理，区县、乡镇、村三级核算。要完善监督机制，实行民主管理，实行民主监督，加强财务管理，定期公布收支帐目，定期由财政、审计部门对合作医疗的财务工作进行专项审计，以确保合作医疗基金公平、合理的使用。
（三）对合作医疗经费管理混乱、弄虚作假，造成重大损失或贪污、挪用合作医疗经费的，根据情节轻重对直接责任者给予行政处分。



1998年2月17日